伴隨中日經貿合作的深入發展，日本流行文化在中國的日漸盛行，日語也成為近年來熱度經久不衰的高校小語種專業。然而，每年有大量的日語專業畢業生進入市場，再加上蓬勃發展的機器翻譯和語音識別技術給就業市場帶來的沖擊，日語專業的就業形勢依然嚴峻，不容樂觀。是時代變化所致，還是中國大學的日語教育沒有培養出符合社會需求的人才？面對這種情況，各大日語院系和日語教師又能做些什么？浙江工商大學東方語言文化學院副教授久保輝幸在文中提出以下建議，值得思考。   

由于中日關系正在改善，2018年末，高校日語專業師生心中多少感到了一絲寬慰。然而，日語專業的就業形勢依然嚴峻，不容樂觀。究其原因，日語專業面臨的很多問題并非因中日關系緊張而起，中日關系的改善并不意味著一切問題都能夠迎刃而解。正所謂“居安思危”，我想就日語專業面臨的嚴峻課題略作拙述，還請大家指正。

幾年前我在中國某大學任職時，有一項任務就是籌備日語專業的創建。當時我想盡可能借鑒前人的經驗與智慧，打造出一個更為優質的專業院系。為此，我以中國沿海城市的高校為中心，對國內日語專業現狀進行了考察，請教了師生們的意見與想法。通過此次考察，發現形勢比我想象的更為嚴峻——日語專業人才過剩、學生就業難、以及由此導致的主動報考日語專業的學生數量減少、學生的學習欲望低下等等。即使精通日語也找不到未來的出路，那么，還有必要努力去學習日語嗎？機器翻譯與語音識別技術日益迅猛發展，“除非日語水平極高，否則就會被機器所取代”。學生在感受到這一點以后，迷茫于究竟應該拼命學習提高日語水平，還是就此放棄、另謀出路。

一些日語教師積極地致力于提高學生的學習欲望，使學生們能夠快樂、高效地學習。這種努力固然重要，但是很多學生想要的并非這些。我們依然難免對未來的教育存有一絲疑慮。

就業難是日語專業面臨的一個重要問題。這里所說的“就業難”，并不是找不到工作，而是薪資等待遇層面的問題。具體來說，其它職位的薪資比日語翻譯這種看重日語能力的職位要高，而且日語翻譯職位沒有晉升空間也是一個很現實的問題。以內陸某省會城市為例，普通職位的應屆生薪資大約5000元，而日語翻譯職位則是3500元左右。在這樣的條件下，只有堅持想要應聘與日語有關的崗位的學生，或者專科學校的學生會留下來。每年有大量的日語專業人才進入市場，而需求卻并不多。這樣一來，即使薪資只有3500元，也永遠不缺前來應聘的人，公司也就沒有必要支付5000元的薪資了。

據我所知，在華日企員工也明白日語專業的待遇不理想，特別是制造業，尤其需要考慮縮減成本，但中國的物價連年攀升，令制造業苦不堪言。兩年前，一個制造業供應商曾透露，“現在在日本本土進行生產反而更能節約成本。但是工程是外包出去的，不可能只轉移本公司的工廠。”實際上，易于轉移的一些服裝制造業早已將生產線遷至東南亞、南亞地區；而汽車等涉及材料采購與零部件制造這些較復雜的制造業，向海外轉移并不是以一件易事。假如外包的工廠將生產線遷至東南亞，那么其生產的零部件每次都要過海關審查，很難確定交貨日期，也就無法應對突發狀況。因此，這些企業的生產線首先選擇從沿海地區轉移至內陸。隨著中國的高鐵等基礎設施日臻完善，地方政府也正在積極進行招商，實際上已有大批工廠涌入湖北、湖南等地。廉價航空公司（LCC）等航空公司也推出了從這些內陸城市直飛日本的航線，加速了這種轉移。但是，這些因素能否激發企業對日語人才的需求，還很難說。

迄今為止，從日本派遣員工承擔經營與領導工作是在華日企的一貫做法，除了這些派遣員工的基本薪資與津貼補助等高額的人力成本，還要配備翻譯。此外，外派的員工適應異國他鄉陌生的環境也需要時間，不可能一上任就立刻得心應手。因此，在日本總部培養中國籍員工，然后將他們派遣到中國工作是更為高效的做法。雖說日企并非不再需要負責和總部聯系的日語人才，但日企不再需要日語翻譯，實際上等于對日語的需求降低。很多日企已經在盡量削減在華工作的日本員工的數量。

與此同時，日企最近開始派遣會中文的日本員工赴華工作。在一家著名的日本零售公司，日本員工不僅直接用中文向中國員工作出指示，還能在收銀臺繁忙時直接進入收銀臺引導顧客，協助收銀。日企們正在通過這些努力來實現本地化。

再補充一句，上海、深圳等地日語翻譯的薪資偶爾也能達到7000元以上，但在這些城市，7000元也屬于較低的水平。有的人曾去上海、深圳做翻譯，但是生活難以為繼，2、3年后還是會回到了家鄉發展。內地城市的工資雖然只有4500元左右，卻可以生活得很好，也有機會買房，而且工資還有很大的提升空間。中國有些職位雖然工資待遇低，但離職率也低，從不缺應聘者。另一方面，與日本相比，中國的物價和收入水平地區差異非常大，房地產是資本積累的一個重要來源，很難通過工資來判斷他人的生活質量，因此不能簡單地作比較。但即便如此，民企低于4000元的工資仍可謂嚴峻。

那么，針對就業難的現狀，我們身為日語教師能做些什么呢？大連是一個非常值得我們借鑒的案例。2、3年前我做調查時發現，在全國日語專業都面臨著就業寒冬的大環境下，大連是唯一一個例外，日語專業就業情況依然很好，外包行業日語人才的活躍尤其引人注目。大連有很多電話客服公司，主要承接制造商的客服工作。員工的薪資比中國人平均月收入高出近兩倍，這些客服人員每天都使用日語所以日語水平也能得到提高。外包業務中雖然常見的是數據錄入這種形式，但如果做電話客服，員工就需要與企業的顧客直接對話，不僅需要語言能力和知識儲備，對溝通能力和禮儀也有較高的要求，所以工作難度相對較高。從經營角度來講，與其在日本雇傭日本員工，不如在大連高薪聘請中國員工，而這些員工的生活質量也能比在日本工作的情況更好一些。

此外，日本勞動力逐漸減少，養老金制度的維持是一個重大問題，以中國人為主的外國勞動力正在成為日本社會的重要支柱。日本眾議院去年11月通過了出入境管理法修正案，以加速吸引外國勞動力。以往，中國的日語專業本科學生畢業后選擇赴日留學繼而留日工作，今后可能有越來越多的學生在國內畢業以后直接赴日就職。

時代風云劇變，中國大學的日語教育似乎并沒有培養出符合社會需求的人才。商務日語會話、商務寫作等教材的內容依然停留在伴隨外派人員和總經理出行這樣的場景之中，但這已不再是企業所需要的人才。不僅如此，網絡學習途徑與學習內容也頗為豐富，在這種學生可以獨立自主學習的年代，教師們根據新的需求轉變職責，無疑是迫在眉睫。

當下的日語教育還面臨著一個很重要的問題。企業需要的是工作能力較強的應屆生或跨專業復合型人才，但是大學教師往往沒有在企業工作的經驗，知識結構專一但不夠廣博。大學重視科研，教師傳授自身所學專業知識本應是課程設置的初衷，教師的任用也是以學位學歷與研究成果作為考察標準。這樣一來，大學教師的招聘條件（能力、經驗）與實際的業務內容（教學）不一致，教師們很難兼顧研究與教學。雪上加霜的是，近年來外教的聘用條件逐年提高，審查日益嚴格，聘用難度正在加大。迄今為止一直由外教來進行的作文、會話課，有越來越多的學校將其改為由中國老師來授課。

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是否可以考慮與企業進行合作，邀請一線工作人員授課，講解口筆譯、商務禮儀等知識呢？集思廣益推進改革勢在必行，雖然執行起來并不容易，但認真審視日語專業的現狀，就會意識到必須要有破釜沉舟的魄力來提出對策，解決問題。

大學與大學教師還應積極為學生爭取赴日實習和在校期間赴日留學的機會。正如前文所述，日本的勞動人口正在減少，擁有高水平日語和熟諳復雜工作的中國人卻不斷增多。通過實習讓學生們獲得在課堂上接觸不到的經驗，也是日語有別于其他專業的獨特魅力吧。

但是實習也需要注意一些問題。國內有很多實習相關的中介公司，入職前學生無法與公司直接進行面談，學生從中介處得知的信息與實際的待遇、環境不符的問題也時有發生。而且中介費用需要學生承擔，企業方面也需要向中介公司支付費用。中介公司以向日本輸送中國學生為盈利手段，因此不利的情況往往避而不談。我曾經參加過一個說明會，負責人本身對日本當地情況都不甚了解，比如說沒有清楚地告訴學生公司周圍交通其實非常不便；留學機構的獵頭同樣如此，竟然會說在日本藥妝店打工時薪可以達到300元人民幣。大概是因為這些原因，很多企業都希望能夠直接與學生面談，準確介紹實習待遇和環境，再請實習生入職。另一方面，學生是否有步入社會的自覺、是否充分了解日本文化與規則，是否只是因為想來日本玩而非實習，這些也是企業需要衡量的重要因素，所以學生們需要考慮如何回答這些問題。如果由學校與信得過的企業簽訂實習協議并定期赴日實地考察實習環境，或許會更安全、高效。

此外，為在校期間的學生提供為期一年的留學機會也非常重要。目前的主流是與日本的大學合作，簽訂交換留學協議，但日本大學生很少來華留學，日方大學也苦于這種不均衡。日本的大學一年學費在3-6萬元，與歐美相比價格低廉，所以即使是自費也會有不少中國學生想要留學。根據學生個人的志愿和意向，爭取更好的交流院校是大學非常重要的課題。學生們也可以利用實習、留學期間，尋找畢業后直接留日工作的途徑。

以上就是我關于日語專業現狀及對策的一些拙見，終究是出自個人經驗，未必言之即有理，懇請各位批評指正。（作者：浙江工商大學東方語言文化學院副教授久保輝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