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友義

1994年-2015年中國翻譯協會秘書長；2005年-2011年國際翻譯家聯盟副主席；1993年-2013年中國外文局副局長兼總編輯；2015年至今中國翻譯協會常務副會長。

1975年我從北京外國語學院畢業到中國外文局下屬外文出版社工作。從那時開始，就與翻譯結緣，至今已經42年。這段經歷讓我有幸參與和見證了兩輪翻譯高潮。每一輪高潮的出現都是國家政治、經濟形勢的直接反映，每一輪高潮都是中國崛起的直接證明，每一輪高潮都有其鮮明特點，都是對中國發展的最好詮釋。

第一輪翻譯高潮：為改革開放服務。1978年底黨中央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上決定實施改革開放方針，這場改變中國的大潮給翻譯帶來了新的發展機遇。人們開始大量翻譯國外的先進技術、經濟管理和文化藝術文獻。這一輪翻譯高潮的特點是向外國學習，翻譯涉及的語言主要是英、法、德、日等發達國家的語言。每一個先進技術、國際化的理念、新的產品的引進都浸透著翻譯的汗水，改革開放的每一個進步都少不了翻譯的貢獻。

第一輪翻譯高潮興起后，翻譯內容發生了變化。當時我在外文出版社工作，此前我參與翻譯的內容常常是工業學大慶、農業學大寨的國情介紹，現在改為涉外投資法規等。記得有一本《外商來華投資問答》的英文版圖書，出版第一周，就銷售7000多冊，這在外文圖書市場上是一種突破。

內容的變化不僅體現在為開放服務的商業性選題上，而是全面的。因為國門打開，外國人將從未有過的注意力轉移到中國，對中國的信息需求急迫、多方位。文學作品方面，四大名著的英文版通過中外譯者的合作陸續出版；第一部合資電影《末代皇帝》是根據外文出版社的英文版圖書改寫的腳本，這部電影的拍攝帶紅了這本英文書的銷售。不久前還在讓我參加《敵后武工隊》的排版校對，領導這時安排我參加獲獎短篇小說，也就是傷痕文學代表作品兩大卷英文版的編輯出版。這些小說譯者中外人士都有，其中不少人后來都成為著名的中國文學作品翻譯家，如英國人閔福德。在核稿中，我充分體會到外國譯者語言的流暢和中國譯者對作品拿捏的準確。

80年代初期，文化旅游迅速成為外文圖書的重要方面。除去北京、西安、上海等外來客人最多的城市各類翻譯作品較多外，杭州等地的對外介紹也成為圖書翻譯的重要組成部分。此前浙江出版過一本名為《西湖攬勝》的介紹杭州文化歷史的圖書，外文社決定翻譯成英文和日文出版。由于歷史原因，這類圖書翻譯成日文不需要對原文做很多編輯加工，但是翻譯成英文卻出現了問題。已經不記得是誰把中文翻譯成英文的，但是外國編輯在潤色時提出了一系列問題，主要是文中涉及大量的歷史事件、典故、風俗，不加背景解釋，外國英文讀者根本無法理解。為了提高書稿的可讀性，領導決定派改稿的美國編輯到杭州實地考察采訪后改寫，讓我陪同擔任翻譯。美國編輯格拉姆斯教授來華前曾經是一家美國報紙的記者、編輯，后來在大學從事新聞教育。她白天采訪，晚上把稿件打成英文，第二天如果有問題再通過我和當地陪同的杭州編輯商量。格拉姆斯采訪和撰寫能力很強，在各個景點她一邊參觀采訪，一邊做筆記。尤其是許多參觀地方有臺階，居然完全不影響她做筆記。我曾試著邊走邊聽邊寫，發現不經過訓練，所做記錄難以成行，亂七八糟，自己事后都難以辨認。后來格拉姆斯回國后評終身教授時，這本書在她的作品中赫然在列。

改革開放初期，我們的經濟還不富裕，開放意識不強，國際交往經驗不足，中外人員即使從事同一樣工作，吃飯時一定是分開的，不言而喻飯菜當然也不一樣。每次采訪回來，我們四個人進入同一個飯店，但是一定不在一個房間用餐，每次都是格拉姆斯教授自己單獨用餐，我和當地的兩位編輯作者進入另一個餐廳。工作幾天后，大家都覺得成果很大，對改編書稿也頗有信心，相處得非常融洽，工作之間笑聲不斷。但是每到吃飯時刻就要分開，期間，格拉姆斯教授曾經表示希望一起用餐，至少我們兩個從北京來的，是一個單位的，應該一起用餐。而我們中國人覺得中外分開這就是規定，我們只得遵守。但是終于有一天，到了進餐時間，格拉姆斯教授脾氣爆發了，就是不進餐廳，表示如果不能一起用餐，她寧愿不吃了，說完扭頭就往外走。經過這場小風波后才終于結束了一段非常尷尬的經歷。

開放初期，外事工作全面打開，到處都缺翻譯，而外文局是翻譯人才比較集中的地方，有近千名50多個語種的職業翻譯。于是各個部門紛紛上門來借用翻譯。我們大部分人都曾經被借調到不同單位，甚至不少翻譯借到國外工作，一干就是若干年。有一次，我被借到衛生部，給來訪的一位國家衛生部長率領的代表團當翻譯。外賓到達北京的第一個夜晚，我在熟睡中被電話叫醒，懵里懵懂聽到電話里對方介紹自己是中國銀行某部門負責人。他說，白天入住酒店后，外賓在賓館大廳外匯兌換處，其中有一人換的800美元是假幣。中銀的官員說，頭一天晚上外賓換幣時，銀行業務員對美元有所懷疑，但是不能斷定就是假幣。

這位官員解釋說，給外賓的假幣兌換了人民幣，中方業務員也有失誤，所以，如果使用假幣的外賓對中國比較友好，讓我就提醒她一下，在華期間不要再使用手中的美元兌換了。如果此人對華不友好，那就請她退回人民幣。我告訴這位官員，此人對華非常友好，不僅如此，她的丈夫是他們國家的海軍司令，對中國也很友好。第二天，我把這位外賓悄悄拉到一邊，轉達銀行的提醒。我本以為她會很尷尬，出乎我的意料她毫無愧疚地告訴我，她的美元很可能是假的，是她來華前讓她的秘書到黑市上換來的。

翻譯界都知道的一個規律是，同傳通常由兩個人組合成一組，每一個人翻譯15到20分鐘就要輪流休息一下。然而，改革開放初期，翻譯尤其是能承擔同傳的翻譯奇缺。有一次中國作家與外國客人的座談會讓我去做同傳，始終是我一個人在翻譯。一位作家談自己的寫作時，先談了中國的婚姻習俗，接著又談到喪葬習俗。談婚姻的時候，出現頻率最高的是英文marry這個單詞，轉到喪葬的話題，反復出現的是bury這個單詞。而此時會談已經將近兩個小時，我疲憊得已經不知道自己在說什么了。該說bury的時候，我還在不知不覺地說marry，看到外國聽眾朝我擺手，我卻不知為了什么。好在這時終于有一位老翻譯過來救場，對我說“你休息一會兒”，這樣才讓會談繼續下去。

第二輪翻譯高潮：為中國走出去服務。進入21世紀，尤其是2011年，中國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很快又成為世界第一大貿易國。2013年“一帶一路”倡議的提出，加速了中國的國際化步伐。隨著中國的發展和世界格局的變化，自然就出現了第二輪翻譯高潮。這一輪高潮是為中國經濟走出去服務，為中國的文化傳播服務，為中國的理念走出去服務，近年更是為中國構建自己的國際話語體系服務。

因為中國走出去步伐加快，這輪翻譯高潮的一個突出特點，就是中譯外工作量加大，與上一輪以引進為主有根本不同。中國翻譯協會的調研表明，2011年市場上的翻譯工作量中譯外已經超過外譯中，達到54%。這個數字在2014年的調研中更進一步提高到60%。

這一輪高潮的另一個特點，是由于中國全面外交的展開，尤其是“一帶一路”合作涉及到廣大的發展中國家的基層民眾，非通用語種翻譯量增加，而這種增加目前還僅僅是開始。不難想象，隨著“一帶一路”建設項目的展開，中國的工程技術人員將更多地出現在沿線國家的鄉村城鎮，中國人將與當地老百姓有更多的接觸，而這種最基層的接觸往往更加依賴當地百姓的語言，而不是通用的大語種。

這一輪翻譯高潮涉及的領域更加寬廣。華為作為一個外向型的企業，其產品必須通過當地語言才能進入市場。華為也開創了把翻譯中心設在產品開發中心下面的先河，一改過去翻譯與技術研發屬于兩個不同部門的常規做法。

這一輪高潮跳出了傳統的口筆譯范疇，而是把翻譯行業列入包括翻譯服務、本地化服務、語言技術與工具研發、術語等語言資產管理、全球化與本地化咨詢服務以及相關教育培訓服務在內的新興語言服務業。

在這個時期，中國許多城市成為世界會議中心，公示語的改進就成為刻不容緩的任務。2008年北京奧運會之前，北京市政府在全國率先成立專門的部門和隊伍統一公示語外文，后來深圳市政府也委托深圳譯協統一了當地的英文公示語。2017年9月在廈門金磚會議之前，市政府也委托廈門相關翻譯公司完成了廈門城市道路英文路標的統一翻譯。教育部語言文字信息管理司組織翻譯專家和老師專門編制了“公共服務領域英文譯寫指南”。在這個大形勢下，全國到2017年舉辦了四屆公示語大會，改進語言環境，打造國際化的城市公示語服務已經成為翻譯界的共識。

然而，人們只要睜開眼睛，就會發現周圍公示語外語錯誤百出。顯然公示語英文的改進，乃至整個社會英文水平的提高有待于全社會認識的提高。北京有將近20條地鐵線路，曾經不斷有乘客反映英文報站不夠標準。北京市外辦曾經組織專家聽了全部線路的英文錄音，進行診斷并提出改進辦法。我聽后發現，有一條線路的中英文是同一個人的錄音，英文發音不夠標準，中文也缺乏專業錄音的水準。在分析原因時，這條線路的運營公司負責人說，他們根本沒有意識到站名播報錄音需要專業人士來做。當初，他們發現辦公室有一位年輕人會英文，就把這個人找來中英文同時錄制。這個案例說明，翻譯質量不高，不僅僅是翻譯人員的問題，首先是使用翻譯的人不懂翻譯專業的要求，沒有聘用專業翻譯。如果仔細分析社會上各類英文錯誤，大多是非職業翻譯所為。人們不會找一個沒有上過醫學院、獲得醫師證書的人給自己開胸動手術，但是卻屢次讓非職業翻譯從事翻譯工作。

作為國家人才公平公正選拔的一項內容，國家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決定從2004年開始翻譯專業系列職稱不再評審，而改為更加合理的考試，故推出了全國翻譯資格（水平）考試。為此，外文局專門成立了相應機構，組建了來自全國各地一百多位專家組成的七個語種的專家委員會，每年兩次聘請數百人參與閱卷。為了辦好翻譯考試，我們廣泛聽取社會意見，曾多批次派人到各地大學機關企業開座談會。

在一所大學舉行的座談會上，外語學院的領導直接說，他們大學屬于教育系統，只參加教育系統的（四、六級和專八級）考試，不考慮人事系統的考試。當時我就意識到，有些教授對國家教育系統培養人，用人部門考核錄用人的基本分工還很不了解。翻譯資格考試代表了國家專業職業資格水平考試的一種改革，就是對參試者不設任何學歷和學位的前提，任何人都可以參考，這充分體現了公開公正公平發現人才的精神。在當時那種氣氛下，有一位與會的老師根本沒有看懂考試說明，就高聲嚴厲批評翻譯資格考試是典型的官僚主義，我們從事考試推廣的人員感到對方幾乎等于下了逐客令，頗感震驚。的確，在考試剛剛推出的幾年，參加人數增加比較緩慢。但是，2015年一下子從十年前的寥寥幾千人增加到9萬多人，2016年達到11萬2千人，而2017年前半年就已經有7萬8千人報名參考。今天，許多大學都歡迎考試部門派人到學校向學生宣講。這個事情說明，即使在外語界，對于翻譯專業的認識也是需要假以時日才能具備的。

國家為了推動翻譯專業教育，于2007年成立了全國翻譯碩士專業學位教育指導委員會。我長期從事翻譯業務，不懂教育，但是有關部門要我參加，我一再以自己日常業務工作繁忙為由推脫而沒有成功。三年后這個機構改名為全國翻譯專業研究生教育指導委員會，言外之意是專業翻譯教育不僅應該只屬于碩士階段，還要考慮博士階段。這個委員會從成立之初就由翻譯教育和翻譯行業人士組成，特別是改名為翻譯專業研究生教育指導委員會，充分體現了國家專業人才培養的改革。當初，我們討論逐步實現翻譯專業教育和翻譯資格考試相結合，曾經遭到強烈反對，認為翻譯教育和專業資格考試完全是毫無聯系的兩回事。今天這種結合已經成為教育部門和用人單位的共識，這也從一個側面反映了翻譯教育的成熟，也是整個翻譯業發展的體現。

廈門大學有一位名叫潘威廉的美國教師，1988年不顧家人的反對，來到中國，一住就是29年。期間，他以家書的方式向自己的父親等人介紹變化中的中國，最終他父親認為他的選擇是正確的。他到中國遭人反對的經歷，讓他深深意識到中國必須多用英文對外介紹自己。我長期從事外宣翻譯，深感面對外國受眾，翻譯不僅僅是要完成文字的轉換，更重要的是傳達文字后面的文化信息。

當年我參加翻譯1982年制定的中國憲法時，國家主席到底是延續以前chairman的英文表述，還是改為president, 譯者們有過不同的意見。一種意見認為，從建國開始，國家主席的英文就是chairman，另一種意見認為，憲法里沒有說要成立國務委員會，按照英文的邏輯，沒有committee，哪里來的chairman。加之那時候年輕，說話沒有顧忌，我堅持認為用chairman這個單詞不符合英文邏輯，而應該用president。最后大家達成一致，決定一改建國30多年的傳統，把國家主席翻譯成president，報上級審批并最終得到批準。這就形成了過去有Chairman Mao Zedong, Chairman Liu Shaoqi,和Chairman Hua Guofeng，而后來的國家主席英文都是president的局面。一詞改動，體現了翻譯的求真和實事求是精神。

很多年來，我們在對外介紹國家政體時，就會涉及到民主黨派，經常會出現這樣的表述：中國共產黨是執政黨，還有八個民主黨派。英文就是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nd eight democratic parties。很顯然，在英文的語境下，如果說那八個是民主的，外國受眾會得到完全錯誤的結論，以為是在說中共不民主，而這完全不是中文要表達的意思。然而，目前在中文里民主黨派是固定說法，不可能更改。我提議把英文改為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nd eight other political parties。一詞變化之后再不用擔心外國受眾的誤解。

今天中國已經站在世界舞臺中央，面對的是世界70億人。中國發出的聲音，受眾不僅是13億中國人，還有其他國家57億人中的受眾。我們必須面對一個事實：與以往歷史不同，現在的外國受眾不是上個世紀50-70年代研究中國的少數專家學者，而是已經或可能跟中國發生直接或者間接聯系的廣大外國人。過去的專家學者了解中國的歷史和政治制度，而現在的廣大受眾不了解中國的文化、歷史和政治，面對他們，我們必須考慮到要通過翻譯環節幫助他們跨越文化鴻溝，聽懂、聽明白來自中國的聲音。

當世界越來越關注中國時，翻譯的任務更加光榮艱巨。我們必須時時刻刻通過翻譯拉近與受眾的距離。有人說，我們應該解決“會做不會說，說了人家也聽不懂”的問題。習近平總書記提出要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疇、新表述，這是構建中國國際話語體系的核心，而完成這個任務翻譯責無旁貸。

與此同時，無論中譯外變得多么重要，外譯中應該得到同樣的重視。中國的國際地位決定了翻譯在研究外國、理解國外方面同樣責無旁貸。2017年5月底，美國白宮communication office主任杜布克辭職了。當時國內媒體都稱這個機構為白宮通信辦公室。大概有人發現這個機構的中文名稱容易讓人覺得這是一個純粹技術性的部門，所以沒幾天又改稱為通訊辦公室。此后有一段時間曾經由白宮新聞發言人斯潘塞兼任主任，7月由斯卡拉穆奇接任，10天后被迫辭職，時至今日，也還沒有再正式任命新人，但是在斯卡拉穆奇上任和辭職這段時間，媒體稱其為白宮通訊聯絡辦公室主任。問題是多了“聯絡”二字，仍然無法準確表述這個部門的功能。

其實，只要上網仔細查一查這個部門的功能，就不難看出這個部門相當于我們中國的宣傳部。因此，可以翻譯成白宮宣傳辦公室，也可以稱其為白宮傳播辦公室。總之，這是美國政府一個協調媒體宣傳政策口徑的部門，一個美國媒體形象建設部門，而不是管理通訊線路的技術部門。在我們的文件中，為什么出現這種現象，翻譯部門或者從事翻譯工作的新聞媒體人員應該反思。

幾年前，我曾經在基層調查過，不少老百姓認為平時媒體說的美國國務院的職能與我國中央人民政府國務院相同。出現這種誤解的原因在于早年把美國外交事務部門翻譯成國務院，而恰恰我們的人民政府也叫國務院，因此在老百姓當中引起誤解。美國國務院的譯法是歷史遺留的錯誤。問題是，歷史上許多不恰當不準確的譯名都糾正了，美國國務院的誤譯也應該得到糾正。

展望未來，翻譯事業發展前景美好。中國是文明大國，中文在世界上獨一無二。這些決定了中國必然是翻譯大國。然而，由于歷史原因，中國長期大量翻譯外國文學，卻與國際翻譯界交流不夠。西方出于對我們不了解和歷史偏見，長期不愿意翻譯中國作品給他們的受眾，甚至對中國人開始在國際翻譯界嶄露頭角也感到不舒服。我是2002年代表中國譯協參選國際翻譯家聯盟理事的。此前，已經有三位中國老翻譯家擔任過理事。那時因為費用等多種原因，作為國際譯聯的成員，中國人當選理事后就不再參加每年的會議，露一面之后就等著三年一屆再換新人。當時，我面對的大會氛圍明顯對中國人競選理事不感興趣。競選發言時我特意說明，我將積極參加國際譯聯的各項活動。選舉前，我利用一切機會，和各國與會代表廣泛交流，大到翻譯專業各項業務，小到家長里短，終于得到認可，當選了理事，并開始探討在中國主辦世界翻譯大會，確立中國翻譯界國際地位和影響力的可能性。三年后在2005年的世界翻譯大會上我在毫無思想準備情況下被選為國際譯聯副主席，這是亞洲人第一次進入國際譯聯執委會并擔任副主席。這時，國內翻譯業正在蓬勃發展，我們做了充分的準備，打退了阿根廷舉辦下屆大會的申請，后來居上在2005年的大會上爭得了2008年第18屆世界翻譯大會的主辦權。

為了辦好會議，爭取支持，我曾經走訪歐洲大國的翻譯協會，并參加全球翻譯界勢力最大的國際譯聯歐洲中心的會議。有一次在倫敦，我參加了歐洲中心的會議，直接向歐洲各個協會的負責人宣傳中國，增強他們對我們主辦世界大會的信心，增加對中國的認識。西歐一個較大的協會負責人看到我在會場，發言說：歐洲是世界翻譯的中心，國際譯聯是在歐洲誕生的。然后，他環顧會場，盡管在場的只有我一個亞洲人，他卻說，如果今后國際譯聯的副主席是韓國人，秘書長是日本人，司庫是其他亞洲人，我提議我們歐洲會員應該另立門戶，成立新的國際翻譯組織。由此可見，他們對中國人的出現多么不舒服。

盡管如此，2008年就在北京奧運會開幕之前，我們在上海成功舉辦上了歷史上規模最大的世界翻譯大會，來自70多個國家1500多人出席大會。各國翻譯第一次看到那么多的國旗擺放在一起，驚訝之余紛紛在國旗墻前面拍照留念。會議收到的論文之多、會議期間論壇之豐富都是從未有過的。在閉幕式舉辦的發獎環節，曾經對我們抱有極大偏見的那位歐洲譯協負責人上臺領獎并發表獲獎感言。他說，獲獎令他十分興奮，但是獎項只能說明過去。既然現在是在中國，他更愿意談談中國。聽到這里，我心里咯噔一下，不知道他又要如何表露他對中國的討厭。

然而，他一改過去的態度，說在中國短短四天改變了他對中國的看法，并舉例說，他和太太人生地不熟，到中國的第一天到一家餐館吃飯，他不會中文，餐館服務員不懂他的母語，根本無法交流。但是，可愛的服務員拉著他們夫婦一桌桌地讓他們看中國人在吃什么，見到他們喜歡的就記下來，然后給他們拼了一桌美食。在一句話沒有說的情況下，他們二人品嘗了中國美食，更享受了中國人的好客和微笑。他說這個收獲比翻譯獎項更值得紀念。聽到他的感言，會議籌備期間遇到的一切苦難和煩惱都隨風而去了。后來我去歐洲，他主動開車接送我。

這次大會通過了國際譯聯關于翻譯發展的“上海宣言”。以后很久，每當我與國際翻譯界接觸，聽到“上海宣言”時，只要聽到“上海”，不等“宣言”二字說出來，我的榮譽感就油然而生。

根據國家工商管理部門的統計，中國語言服務公司在改革開放初期的1980年，只有區區18家，而2015年底已經達到7萬3千家。如果按照平均每家公司有15名雇員計算，這支專業隊伍已經有百萬之眾。加上國家政府部門、事業單位及高校的兼職和全職翻譯，中國有一支強大的專業隊伍。然而，中國翻譯協會的調研也顯示，所有語言服務公司中只有四分之一通過了ISO標準，注冊資金超過千萬元的也僅有四分之一，所有公司中有外資背景的僅僅5%。另外，翻譯待遇不高的老問題長期解決不了。許多譯員反映，如果光靠翻譯稿費，還不能體面生活，翻譯的價值還遠沒有被社會認可。

環顧世界，許多發達國家在翻譯人員權益的保護、翻譯版權的享有等方面都比我們做得好，翻譯是一個受人尊重、收入殷實的職業，有關翻譯的法律系統也比較健全。相比之下，中國的翻譯業發展的道路還很長。

當前，人們熱議的一個問題就是機器翻譯是否要取代人工翻譯。翻譯界的廣泛共識是，我們必須跟上時代的步伐，大膽擁抱新技術。機器翻譯只會取代低端的翻譯，承擔過去光靠人工根本無法完成的巨大工作量，讓人們更多地管理人工智能翻譯，讓機器完成基礎工作，讓人完成高端的翻譯定稿工作。機器翻譯的出現再一次告訴人們，翻譯之魅力就在于它永遠是一個讓從業者不斷學習的行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