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大突破

1）20世紀50年代以來的西方翻譯研究開始從一般層面上的對兩種語言轉換的技術問題的研究，也即從“怎么譯”的問題，深入到了對翻譯行為本身的深層探究。提出了語音、語法、語義等一系列的等值問題。

當代西方翻譯研究中的等值論等研究，雖然有它的局限，但它對翻譯所作的微觀分析，無疑使人們對翻譯的過程和目標，看得更加清楚了，更加透徹了。

2）當代西方的翻譯研究不再局限于翻譯文本本身的研究，而把目光投射到了譯作的發起者、翻譯文本的操作者和接受者身上。它借鑒了接受美學、讀者反應等理論，跳出了對譯文與原文之間一般字面上的忠實與否之類問題的考察，而注意到了譯作在新的文化語境里的傳播與接受，注意到了翻譯作為一種跨文化的傳遞行為的最終目的和效果，還注意到了譯者在這整個的翻譯過程中所起的作用。

3）當代翻譯研究的最大突破還表現在把翻譯放到一個宏大的文化語境中去審視。研究者開始關注翻譯研究中語言學科以外的其他學科的因素。他們一方面認識到翻譯研究作為一門獨立學科的性質，另一方面又看到了翻譯研究這門學科的多學科形式，注意到它不僅與語言學，而且還與文藝學、哲學甚至社會學、心理學等學科都有密不可分的關系。但是翻譯研究最終關注的當然還是文本在跨文化交際和傳遞中所涉及的一系列文化問題，諸如文化誤讀、信息增添、信息失落等。

兩大轉向

1）語言學派的轉向

2）從文化層面來審視翻譯的轉向

語言學派理論

從20世紀50年代起，西方出現了一批運用現代語言學的結構理論、轉換生成理論、功能理論、話語理論、信息論等理論的學者，他們把翻譯問題納入到語言學的研究領域，從比較語言學、應用語言學、社會語言學、語義學、符號學、交際學等角度，提出了相對嚴謹的翻譯理論和方法，開拓出了翻譯研究的新領域，給傳統的翻譯研究注入了新的內容。他們是當代西方翻譯史上名副其實的翻譯理論家，其中最主要的代表人物有：

雅可布遜（Roman Jakobson, 1892 --1982）

尤金·奈達（Eugen A. Nida, 1914 --）

卡特福特（J.C. Catford, 1917--）

彼得·紐馬克（Peter Newmark, 1916--）

從嚴格意義上而言，是這批學者對翻譯問題的學術探討，揭開了當代西方翻譯史上的理論層面。

雅可布遜（Roman Jakobson, 1892 --1982）

1959年，雅可布遜發表了《論翻譯的語言學問題》（“On Linguistic Aspects of Translation”），他站在符號學的立場上把翻譯理解為對“兩種不同語符中的兩個對等信息”重新編碼的過程。

他把翻譯區分為三種類型：

語內翻譯（intralingual translation）

語際翻譯（interlingual translation）

符際翻譯（intersemiotic translation）

認為“在語際翻譯中，符號與符號之間一般也沒有完全的對等關系，只有信息才可用來充分解釋外來的符號和信息”，跳出了歷史上翻譯研究常見的經驗層面，體現了對翻譯研究深層的理論思考。

與此同時，他對不同文化語境的差異也給予高度重視，認為翻譯，尤其是詩歌翻譯，是向另一種符號系統的“創造性移位”（creative transposition）。

尤金·奈達（Eugen A. Nida, 1914 --）

尤金·奈達在交際學理論的基礎上提出了動態對等的翻譯理論。他從語言的交際功能出發，認為語言除了傳遞信息外，還有許多交際方面的功能，如表達功能、認識功能、人際關系功能、祈使功能、司事功能、表感功能等，翻譯就應該不僅傳遞信息，還傳達以上所說的語言的各種功能，這也就是奈達所追求的翻譯的“等效”。由于奈達把翻譯視作一種交際活動，所以他在判斷翻譯的效果時也是從翻譯所傳遞的信息量出發，認為翻譯的效果取決于花最小的功夫接受最大的信息量。

卡特福特（J.C. Catford, 1917--）

卡特福特在其《翻譯的語言學理論》一書中，把翻譯界定為“用一種等值的語言（譯語）的文本材料（textual material）去替換另一種語言（原語）的文本材料”，并把尋求另一語言中的等值成分視作翻譯的中心問題，從而提出翻譯理論的使命就在于確定等值成分的本質和條件。

彼得·紐馬克（Peter Newmark, 1916--）

彼得·紐馬克認為完全照搬奈達的“等效”理論（重內容而輕形式）并不可取。他提出了交際翻譯和語義翻譯兩種方法，前者致力于重新組織譯文的語言結構，使譯文語句明白流暢，符合譯文規范，突出信息產生的效果；后者則強調譯文要接近原文的形式。

語言學派的研究由于應用了語言學理論，使得翻譯研究的結果顯得比較“直觀”，也比較“科學”。但是，當語言學派的研究應用于文學翻譯時，就暴露出它的局限性了，因為此時它面臨的對象不單單是一門科學——一種語言向另一種語言的轉換，這個對象的性質更多的是藝術。

因此，早在20世紀上半葉就已經有學者不光是從語言學的角度出發分析翻譯問題了。例如，布拉格語言學小組的奠基人之一維萊姆·馬西修斯（Vilem Mathesius）早在1913年就從等效翻譯的角度指出：“……哪怕運用不同于原作中的藝術手段，也要讓詩歌翻譯對讀者產生原作同樣的作用……相似的，或接近相似的手段其效果往往未必相似。因此，追求相同的藝術效果比追求相同的藝術手段更為重要，在翻譯詩時尤其如此。”這一小組的另一奠基人，也是西方譯學界語言學派的主要代表人物雅可布遜1930年在《論譯詩》一文中也指出：“我認為，只有當我們為譯詩找到了能產生像原詩同樣功能的，而不是僅僅外表上相似的形式的時候，我們才可以說，我們達到了從藝術上接近原作。”至于到了尤金·奈達提出的交際理論，強調原文與譯文的不同的文化背景以及這種背景在譯文的接受效果中所起的作用后，語言學派的某些領域實際上已經與文藝學派的研究領域接壤，包括交際理論、符號理論等在內的一些語言學派理論中的許多觀點也廣泛被文藝學派所利用。進入20世紀下半葉以后，當代西方的翻譯研究開始發生重要變化，其中一個最引人注目的變化就是：不再局限于以往單純的語言文字的轉換或是文學文本的風格、翻譯的標準等問題上，研究者從各個領域切入到翻譯研究中來，除了語言學、文學、外語教學外，還有哲學、社會學、心理學、甚至電腦軟件開發，以及各種各樣的當代文化理論。其實，即使是所謂的語言學派的翻譯研究，到后來也不可局限在純粹的語言轉換層面而不進入到文化研究層面。

文化派理論

翻譯的文化研究，和語言學派一樣，比較成規模的研究同樣其始于20世紀的后半葉。

1957年西奧多·薩沃里（Theodore Horace Savory）的《翻譯的藝術》（The Art of Translation）一書出版，書中提出了12條（實際上是六組相互矛盾的）原則。這本書后來在西方一版再版，影響很大。從某種意義上而言，該書可以視作當代西方譯學研究者重視文學翻譯的理論問題的先兆。

12條原則：

1）翻譯必須譯出原作的文字；

2）翻譯必須譯出原作的意思；

3）譯作必須譯得讀起來像原作；

4）譯作必須譯得讀起來像譯作；

5）譯作必須反映原作的風格；

6）譯作必須反映譯者的風格；

7）譯作必須譯得像原作同時代的作品一樣；

8）譯作應該譯成與譯者同時代的作品一樣；

9）翻譯可以對原作進行增減；

10）翻譯不可以對原作進行增減；

11）詩必須譯成散文；

12）詩必須譯成詩。

1961年，西方譯學界有兩篇論文值得注目。一篇是美國學者讓·帕里斯撰寫的《翻譯與創造》（Translation and Creation）,另一篇是法國文學社會學家羅貝爾·埃斯卡皮發表在《總體文學與比較文學年鑒》上的論文“文學的關鍵問題—‘創造性叛逆’”（"'Creative Treason' as a Key to Literature"）。

讓·帕里斯的觀點：

譯者用他自己的語言做詩人同樣的工作，要花同樣的努力去塑造同樣的形象，構建同樣的韻律。努力的結果有時候并不盡人意，但我們畢竟從中可以看到，翻譯不是一件雕蟲小技，它確實是一種創造。

羅貝爾·埃斯卡皮的觀點

羅貝爾·埃斯卡皮從一個非常廣闊的背景上考察文學交際中的“創造性叛逆”。他認為，任何一個概念一旦被表達、傳達，它就被“叛逆”了，對于文學作品來說尤其如此，因為文學作品使用的是通用的交際語言，這種語言帶有一整套的象征，包含著約定俗成的價值觀，所以它不能保證每一個創作者都能正確無誤地表達他所要表達的生動的現實。從這個角度看，文學翻譯中的“叛逆”就更是不可避免了。埃斯卡皮把文學翻譯中的這種“叛逆”稱為“創造性叛逆”，因為這種“叛逆”給原作注入了新的生命。盡管埃斯卡皮這篇文章沒有專門論述翻譯，但是他的“創造性叛逆”的觀點給我們深入思考、理解文學翻譯的性質提供了很好的視角。其實作者本人也已經從這個角度出發，另外在其著名的專著《文學社會學》中對文學翻譯展開了討論，并提出：“如果大家愿意接受翻譯總是一種創造性的叛逆這一說法的話，那么，翻譯這個帶刺激性的問題也許能獲得解決。”

20世紀70年代是當代西方翻譯研究取得突破性進展的時期

這一時期的著作可首推英國學者喬治·斯坦納（George Steiner）的專著《通天塔之后——語言與翻譯面面觀》(After Babel -- Aspects of Language and Translation)。

這本書引人注目地提出了“理解也是翻譯”的觀點。

喬治·斯坦納認為，每當我們讀或聽一段過去的話，我們都是在進行翻譯。文學作品具有多方面的聯系，文學翻譯要做到“透徹的理解”，“從理論上說是沒有止境的”。但這番話并不意味著斯坦納對文學翻譯持悲觀論點，恰恰相反，他認為，“反對可譯性的觀點所依據的往往不過是一種片面的、只看一時而缺乏遠見的見解。”斯坦納高度評價了翻譯的功績，他說：“文學藝術的存在，一個社會的歷史真實感，有賴于沒完沒了的同一語言內部的翻譯，盡管我們往往并不意識到我們是在進行翻譯。我們之所以能夠保持我們的文明，就因為我們學會了翻譯過去的東西。”

與語言學派的觀點相比，斯坦納顯然進一步拓寬了翻譯研究的思路。

20世紀70年代，在當代西方譯學界還活躍著另一批學者，他們雖然來自不同的國度，但是從文化層面研究翻譯的共同主張、觀點和方法論把他們連在了一起，形成了比較完整、比較獨特的翻譯研究理論。

其代表人物包括：

詹姆斯·霍爾姆斯（James S. Holmes）

埃文—佐哈爾（Itamar Even-Zohar）

吉迪恩·圖里（Gideon Toury）

勒菲弗爾（Andre' Lefevere）

蘇珊·巴斯奈特（Susan Bassnett）

朗貝爾（José Lambert）

梵·登·勃魯克（R. van den Broeck）

這批學者竭力想打破文學翻譯研究中業已存在的禁錮，試圖以有別于大多數傳統的文學翻譯研究的方法，探索在綜合理論（comprehensive theory）和不斷發展的對翻譯實踐研究的基礎上，建立文學翻譯研究的新模式。

雖然，他們從各自的立場出發，對文學翻譯作出了各自不同的描述和詮釋，但人們仍不難發現他們的研究中存在著許多相同點，這些相同點可以簡單地歸納為如下幾個方面：

1）他們都把翻譯理解為一個綜合體，一個動態的體系；

2）他們認為，翻譯研究的理論模式與具體的翻譯研究應相互借鑒；

3）他們對翻譯的研究都屬于描述性的，重點放在翻譯的結果、功能和體系上；

4）他們都對制約和決定翻譯成果的因素、翻譯與各種譯本類型之間的關系、翻譯在特定民族或國別文學內的地位和作用，以及翻譯對民族文學間的相互影響所起的作用感到興趣。

埃文—佐哈爾（Itamar Even-Zohar）(以色列學者)

多元系統理論（Polysystem theory，20世紀70年代初提出）（參見張南峰譯，伊塔馬·埃文-佐哈爾著，“多元系統論”，《中國翻譯》2002年第4期）

伊塔馬·埃文-佐哈爾在20世紀70年代初攻讀博士學位，研究范圍是文學翻譯理論。他有感于那種孤立地比較譯文和原文的傳統翻譯批評，只反映批評者個人或者其所身處的社會的價值觀，不能算是學術活動，而現存的翻譯理論均不能作為全面地解釋翻譯這種復雜的文化現象的框架，于是在俄國形式主義和捷克結構主義的基礎上，發展出一套嶄新的理論——多元系統理論。

這套理論認為，各種社會符號現象，應視為系統而非由各不相干的元素組成的混合體。這些系統并非單一的系統，而是由若干個不同的系統組成的系統；這些系統各有不同的行為，卻又互相依存，并作為一個有組織的整體而運作。任何多元系統，都是一個較大的多元系統，即整體文化的組成部分；同時，它又可能與其他文化中的對應系統共同組成一個“大多元系統”。也就是說，任何一個多元系統里面的現象，都不能孤立地看待，而必須與整體文化甚至于世界文化這個人類社會中最大的多元系統中懂得現象聯系起來研究。

一個系統的行為模式，有時與它在多元系統中的位置有關。以翻譯文學為例，它處于中心時，往往參與創造一級模式，不惜打破本國的傳統規范；處于邊緣時，則常常套用本國文學中現成的二級模式。前者的翻譯策略，著重譯文的“充分性”，后者則著重“可接受性”。因此，不同的翻譯策略，只反映不同文化語境下的翻譯規范，而規范并沒有正確錯誤之分，而只有是否得到官方文化認可的問題。

多元系統理論給翻譯研究開辟了一條描述性的、面向譯語系統的、功能主義的、系統性的新途徑，推動了翻譯研究的文化轉向，催生了一個跨國界的翻譯研究學派。

“Polysystem Theory”一文有三個版本，分別發表于1979、1990、1997年。前兩個版本主要針對文學和翻譯研究，最后一個版本則針對文化研究。所以，多元系統理論實際上已從文學理論演變成了一個普通文化理論。

吉迪恩·圖里（Gideon Toury）

吉迪恩·圖里的論文集《翻譯理論探索》（In Search of a Theory of Translation）一書在這批學者中間，甚至在整個西方學術界影響也很大。

這本書收集了圖利于1975年至1990年間所寫的論文11篇，其中有對翻譯符號學的研究，有對翻譯標準的研究，也有對描述性翻譯的研究和對具體翻譯個案的研究。

作者的整個指導思想是：迄今為止我們對翻譯問題的研究過多地局限在關于可譯性、不可譯性等問題的討論上，而太少關注，甚至忽視對譯文文本本身、對譯入語的語言、文學、文化環境給翻譯造成的影響等問題的研究，因此他把注意力集中在翻譯的結果而不是翻譯的過程上。

圖利認為，翻譯更主要的是一種受歷史制約的、面向譯入語的活動，而不是純粹的語言轉換。因此，他對僅僅依據原文餓而完全不考慮譯入語因素（與原語民族或國家完全不同的詩學理論、語言習慣等）的傳統翻譯批評提出了批評。他認為，研究者進行翻譯分析時應該注意譯入語一方的參數（parameters），如語言、文化、時期，等等，這樣才能搞清究竟是哪些因素，并在多大程度上影響了翻譯的結果。

圖利進一步提出，研究者不必為翻譯在（以原語為依據的）“等值”和（以目的語為依據的）“接受”這兩極之間何去何從而徒費心思，在他看來，翻譯的質量與特定文學和特定文本的不同特點的翻譯標準有關。他把翻譯標準分為三種：前期標準、始創標準和操作標準。

1）前期標準（preliminary norm）:對原文版本、譯文文體、風格等的選擇；

2）始創標準（initial norm）:譯者對“等值”、“讀者的可接受性”以及“兩者的折中”所作的選擇；

3）操作標準（operational norm）：反映在翻譯文體中的實際選擇。

圖利認為，譯者的責任就是要善于發現適宜的翻譯標準。

勒菲弗爾（Andre' Lefevere）

蘇珊·巴斯奈特（Susan Bassnett）

兩人合編論文集《文化構建——文學翻譯論集》（Constructing Cultures -- Essays on Literary Translation）

觀點：翻譯研究實際就是文化互動的研究。

20世紀末譯學界最值得注目的現象之一是女性主義（feminism）批評家對翻譯研究的加入為當代的翻譯研究吹入一股新風。

女性主義的觀點：

1）譯作與原作的地位問題。她們指出，翻譯界流傳甚廣的說法“翻譯像女人 ，忠實的不漂亮，漂亮的不忠實”，不僅包含著對女性的歧視，而且也包含著對譯作的歧視；

2）在翻譯中占據統治地位的男性話語受到女性主義批評家們的猛烈抨擊。

從某種意義而言，女性主義批評家的翻譯研究已經越出了一般的翻譯研究，它涉及的已不是單純的語言轉換問題，而是還有經濟問題、社會問題、政治問題，等等。